到娃儿学校掌勺！重庆家长“沉浸式”参与学校食堂管理

厦门集美是一块魅力之地。这(zhè)里既有滨海风光、渔村景色(jǐngsè)，是知名(zhīmíng)的旅游景区，也因(yīn)拥有从幼儿园直到大学的集美教育群落，而闻名(wénmíng)海内外。打造这一切的是百年前活跃于南洋的知名侨领陈嘉庚，他为改变乡风文明和建设祖国而兴办现代教育，以学校为动力来牵动集美大社的现代化。 近年来，随着创意产业人群涌入集美大社，古村落(gǔcūnluò)拥抱了小众文艺，这里成为每逢节假日人流如织的打卡地。2023年，第一财经(cáijīng)曾报道集美大社怎样从衰落中的城中村(chéngzhōngcūn)转身为文化创意潮流聚集地。 在新书《作为方法的空间：嘉庚(jiāgēng)故里模式语言》中，厦门市城市规划(chéngshìguīhuà)研究院顾问、原集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外聘教师刘昭吟，以2020年9月(yuè)~2025年4月在集美大社租住的经历，沉浸(chénjìn)式走访(zǒufǎng)研究嘉庚故里（即集美学村+集美大社），以类似词典的方式，通过30个词条解读嘉庚故里的魅力，探讨其历史中的文化精神(jīngshén)和社会空间的演变，提出环境修补的空间策略。 2020年，刘昭吟到集美大学任教(rènjiào)。机缘巧合，她租住在一位同学在集美大社的自建房，这栋房子(fángzi)属于同学的外婆。 刘昭吟说，大社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起就是镇区，实行城镇户口政策，土地管理(guǎnlǐ)上其实更像是城中村。局促、拥挤、小宅基地的自建房形成开放(kāifàng)街区，也造就小店密集的烟火气(qì)。住在这里，既容易就近(jiùjìn)访问村民，使做研究省力，也能“把细胞泡在大社里”，更好地体会(tǐhuì)这个地方的味道。 因缘际会地，刘昭吟去学赛艇(sàitǐng)，到现在也很爱；而赛艇，成就了(le)她的这项研究。她说，在集美，如果不参与水上活动，就不能理解滨海(bīnhǎi)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。 《作为方法的(de)空间》一书的30个词条中(zhōng)，与水有关的就占了7个。“集美海岸：自然野性的驯化”回顾(huígù)了海对集美的深刻影响。1931年，作家、艺术家孙福熙记录(jìlù)，到集美“非走海路不可”。而(ér)经过几十年的城市化，集美半岛可谓“离水上岸(shàngàn)”。曾经有着洪涝、台风风险的大海，部分地被征服，填造陆地成为集美的一部分，先后成为滨海公园、高级住宅区、水上运动基地等。 “泛舟(fànzhōu)：三池的灵气”回顾了集美三处水池的前世今生。池上泛舟曾是集美学村的一道风景(fēngjǐng)，老校友忆旧时总会提起划船。在访谈中，刘昭吟了解到，直到1980年，在内池、中池(zhōngchí)或龙舟池划船都很常见。内池所在地原为鱼塘，最初是1913年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为建设集美小学而购买(gòumǎi)，1922年为开办水产(shuǐchǎn)科改建为泅水池。1955年，池水相通的三池建成，成为人们划船休闲的场所。 但现在，三池已无泛舟(fànzhōu)的安排(ānpái)，因担忧亲水活动的危险性，学生以划船作为课外活动的情况已作古。刘昭吟认为，没有泛舟就不能(bùnéng)体现三池的灵气，三池应恢复亲水活动。集美学校委员会可以授权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经营泛舟活动，可与赛艇俱乐部(jùlèbù)、皮划艇俱乐部、龙舟协会等(děng)合作，展开研学、趣味竞赛等，让三池重现历史上的生机。 在集美，持续了(le)70年的龙舟赛(lóngzhōusài)与陈嘉庚一手打造的嘉庚教育遗产并称。2006年至今，龙舟赛全面正规化、专业化，成为海峡两岸交流、福建民俗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场域。20世纪50年代，陈嘉庚多次亲临龙舟赛现场，还会鼓励学生(xuéshēng)们在龙舟赛外围(wàiwéi)项目“抓鸭子”中多抓几只，“回去(huíqù)加餐”。 在刘昭吟看来，赛制提级是集美龙舟赛的荣耀，但(dàn)也减损了乡里乡亲个性化的、面对面的、社区性的自(zì)组织属性。她建议，在正规化的龙舟赛之外，还(hái)可以有一些小型和业余的赛事，让人们更多体验这项极富(jífù)集美特色的水上运动。 学村与大社的特殊共同体(gòngtóngtǐ) 刘昭吟最初对侨乡的认识就是集美大社，但很快她发现，陈嘉庚建集美学校(xuéxiào)后，集美大社与集美学村成为整体，这才(zhècái)有了今天的意义。她把整本书分成上下两篇(liǎngpiān)：侨乡之集美学村、共同体之集美大社。 集美人从清康熙年间开始下南洋(nányáng)谋生(móushēng)，至鸦片战争之后达到较大规模。集美华侨在(zài)南洋各地经营树胶、锡矿、商业等产业，积累了财富和见识。 19世纪末，华侨开始着眼于侨乡的(de)建设发展，振兴家族、参与救国。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曾在《南侨回忆录》中痛陈当时国族(guózú)、乡里存在的问题，集美社为争房械斗死伤之事令他尤为痛心。1913年，陈嘉庚在同安县(tóngānxiàn)的乡村看到嬉闹的儿童衣不蔽体，深感自己必须行动起来。 《作为方法(fāngfǎ)的空间》一书词条“侨乡：外向反身性”提到(tídào)，“超越传统家族范畴，陈嘉庚以身作则发起兴办教育、交通、卫生等公益事业，以谋(yǐmóu)大众幸福，以兴国家现代化(xiàndàihuà)”。陈嘉庚的行动，以建设集美学村、改变集美大社的方式，实现了“成就地域性公益事业和公共治理”的目标(mùbiāo)。 自1912年开始办校，20世纪20年代集美迎来(yínglái)了一个关键时刻。因(yīn)当时军阀交战(jiāozhàn)，严重影响(yǐngxiǎng)集美学校的(de)安全和教学秩序，叶渊校长倡议划定学校为“永久和平学村”，当时在新加坡的陈嘉庚也与名流共同呼吁军队撤出。1923年10月20日，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电令各方，批转《承认(chéngrèn)集美学村公约》，“集美学村”由此得名。 随后，成立了(le)集美学村(xuécūn)筹备委员会及其办事处，规定集美学校(xiào)和村社家长构成委员会，校长陈嘉庚为正会长，校长为副会长并任陈嘉庚的代理人(rén)。委员会成员按3比1（教职员6人，集美社家长2人），体现校—村权力关系。按章程，学村在校内外的重点任务也划定(huàdìng)了，包含了相当(xiāngdāng)多的社会管理职能。尽管学村办事处在1935年保甲制(zhì)实施时被撤销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集美学村大体仍保持着“校管村”“校领村”格局，学校牵头来办学-村联合体的事务。 20世纪50年代，集美(jíměi)学校的重建、扩建经费由国家补助，陈嘉庚主持；陈嘉庚的个人财力用于学村的公共设施。政府在集美的各项建设(jiànshè)计划，都需征求陈嘉庚的意见。1953年厦门市委根据陈嘉庚的建议，形成一条不成文规定，集美镇历届常委(chángwěi)或(huò)政府领导需有(yǒu)一名集美人担任，直到1991年才改变。在这种集合体关系下，集美学村常年(chángnián)引领着集美大社的发展。 大社(dàshè)曾是集美(jíměi)的政治中心(zhōngxīn)，集美学村办事处、集美镇(zhèn)人民政府和人民委员会都曾设在大社内。大社从1955年起就享有城镇户口政策，一度风光，但在改革开放之后，大社陆续被旧城(jiùchéng)改造项目所包围。刘昭吟统计，1990年代初期至21世纪最初几年，集美学村附近房地产开发项目累计建筑面积超过60万平方米，总户数超过7200户。2011年“大社艺术部落(bùluò)”随着房屋出租给艺术家而诞生(dànshēng)，2014年官方确认发展“大社文创旅游街区”。 物理空间上的(de)发展问题对(duì)大社来说(láishuō)十分实际，这也使传统文化的保育和居民生活(shēnghuó)方式(fāngshì)的更新被摆到了台面上。刘昭吟在书中追溯了学—村联合体的历史沿革，她意识到，陈嘉庚希望打造的公共性在历史中尚未达成。陈嘉庚也许没有足够的时间继续实验，另外，从各类机构到拥有房屋(fángwū)的大社居民个人，对如何支配资源，选择何种生活方式，主张什么样的权利，都有着自己的想法。 正月十五割香（刈香），是集美全境重要的民俗节庆，尊王宫的神明巡境到达集美的10个(gè)角头，信徒(xìntú)接香。刘昭吟在书中(zhōng)回顾了(le)正月十五割香复杂的历史演变(yǎnbiàn)，并记录了2023年的巡境路线。这一年，鞭炮是严格禁放的，使活动有些许遗憾。她在书中提出，经济高速发展本身对传统习俗已经有很大的冲击力，在移风易俗的管理中可以(kěyǐ)采取一些柔和的措施，比如在规定(guīdìng)的割香炮炉中放炮或使用鞭炮音频等，对居民共同体意识的维持应有益处。 土地、房屋、公共空间(kōngjiān)、绿化等问题，在(zài)(zài)大社也是广受关注的。或可说，在“2000年前的房屋均纳入(nàrù)城市更新范围”的当下，大社未来的更新改造如何做，在很多方面有待讨论。刘昭吟在书中下篇以“共有地”“自建房”“侨房”“树地”“可达的公厕”等多个(duōgè)词条去分类分析，提出更新建议。她认为绿地对(duì)大社是尤为重要的，可以考虑把公厕改造与(yǔ)绿地结合，在大社逼仄的环境中，即便很小的开放空间都具有“肺泡”的作用，可改善(gǎishàn)陈嘉庚念兹在兹的“住屋与卫生”问题，并为大社的社区交往环境增色。 刘昭吟说，这本书词典式的写法是(shì)受克里斯托弗·亚历山大《一种模式语言(yǔyán)》的启发(qǐfā)。《一种模式语言》是20世纪建筑学领域最畅销的书之一，是一本“空间语言的字典”，刘昭吟曾在(zài)泉州古城社区(shèqū)营造项目期间使用这本书组织读书会，让成员们学会如何(rúhé)在现场讨论空间改造。她和张云斌用类似的方式写嘉庚故里，提出了在地认识，也希望抛砖引玉产生更多模式。 最近，张云斌在温州与禾口书店合作，办了题为“回拨温州：最后的(de)水乡村落”的Citywalk，以模式语言为方法，带领读者(dúzhě)共同探索(tànsuǒ)下川村。该活动(huódòng)反响热烈，半天就报名额满，参与者不再把空间(kōngjiān)视为建筑师的专利(zhuānlì)，纷纷期待张云斌召集《一种模式语言》读书会。刘昭吟和张云斌的实践，证明模式语言是种有效的空间赋能方法，他们希望这种方式能促进有价值的公共讨论。 (本文来自第一(dìyī)财经)